“中国健康调查报告”连载 (32)- 为什么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信息? (一)

敬前贤

为什么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信息?

　　<<中国健康调查报告>> 塬名: The China Study

　　第四部分 为什么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信息?

　　人们听到将饮食习惯转向素食的科学信息时，经常觉得难以置信。“假如你说的都是真的?”他们怀疑地说：“为什么我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东西?事实上我所知的和你说的恰恰相反。我所知道的是牛奶有益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摄入更多的肉制品以补充足够的蛋白质;癌症和心脏病都是遗传决定的。”这些都是合理的问题，而在本章中，我就要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在具体阐释我的理由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信息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是怎样传播给大众的。

　　正如你即将读到的，这种情况是由于所谓的“黄金法则——即游戏规则是由有钱人制订的”造成的。企业界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影响力也十分深远，更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基础。但假如美国人将饮食方式转向素食，它们就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它们的财务兴旺依靠于对公众营养和健康意识的控制。就像任何大型工商企业一样，这些食品药品企业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们的利润和股东的利益。

　　你可能以为这些企业在偷偷地收买研究人员，捏造数据;向政府官员行贿;或是从事其他非法活动，很多人愿意听信这些耸人听闻的传言。但实际上，维持当前这些强大的利益通常不需要从事任何非法活动。据我所知，企业不会收买学术专家来捏造数据，也不会向政府官员行贿，或是做其他肮脏的地下交易。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比大家想像的要更糟糕。

　　整个社会体系，政府、科学界、医疗界、工业界、媒体都将利益置于健康之上;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比大家想像的要更糟糕。都乐于鼓吹技术进步而不是宣传食品的营养价值;都在混淆信息，而不是澄清事实。多数混淆公共营养信息的行为都是通过合法的、公开的手段实现的。而且这样的信息也是由那些动机良好信誉卓著的专家学者、政治家和新闻从业人员所发布出来的。这个体系最具破坏性的一面并不是充斥着种种耸人听闻的黑幕，让人情绪为之激动。实际上，即使有这方面的行为，通常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面对的真正敌人是一个沉默的对手，很少有人能看到他的真面目，更罕有人真正理解他。

　　我个人在学术界的经历就是这个体系的真实写照。从我的经历中，你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这个体系能够混淆黑白，以及为什么你没有听说过这本书提供的种种真知灼见。在下面几章中，我将把这个体系的种种问题按照科学界、政府、工业界和医疗界的分类方法一一揭示出来。但是，就像你很快看到的，几乎不可能完全将科学界游离于政府之外，不可能将政府从科学界当中分离出去，也不可能将政府与企业界完全分开，这是个盘根错节、互相关联的整体。

　　科学——黑暗的一面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住在弗吉尼亚州布莱克堡外一个山谷中。我家里人经常去探望住在不远处的一位退休的农场主——金西先生。他总给我们讲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段时间，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溜到他家的阳台上，听他讲故事。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和当年土豆病虫害的一个大骗局有关，非常有趣。

　　金西先生说，在他种地的那个年代，杀虫剂还没有发明出来。他回忆说，假如土豆遭到病虫害的话，他只能手工把这些虫子一只一只地拣出来杀死。有一天，金西先生在一本农场杂志中注重到一则广告，这个广告宣传的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针对土豆病虫害的杀虫器，五美元一个。尽管五美元在当时来讲并不是一笔小钱，但是金西先生认为，一只只地消灭土豆害虫太麻烦了，这一点投资是完全值得的，所以就汇款购买了一个。不久，他收到了所谓的土豆害虫杀虫器。打开包装，他发现了两块木板和一份简短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只有三行字：

　　●拿起一块木板。

　　●将土豆害虫放在木板的平面上。

　　●然后请拿起第二块木板，紧紧地挤压，压死这只虫子。

　　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以及无法无天的欺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开端，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个人疯狂的敛财。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领域当中，恐怕没有哪个领域比得上医疗卫生领域更轻易遭受欺诈;没有几种人生经历能比早年失去健康让你更强烈地感到那种切身的痛苦和折磨。患者愿意相信并且去尝试任何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和事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恰恰是这种心理导致患者成为所有消费者中权益最轻易被侵害的一类。

　　此类卫生丑闻的一个经典例子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少当时医疗行业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个骗局。这个丑闻的主角是一种癌症的替代性治疗药物，名叫扁桃苷制剂。扁桃苷制剂是从杏仁中提取的一种天然化合物。假如你患上了癌症，而且在美国接受的治疗不成功的话，你可以考虑去墨西哥的提光纳。《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斯维亚•多顿的故事，她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53岁的妇女，刚刚开始接受这种新的治疗方法，试图控制已从卵巢扩散到淋巴系统的晚期癌症。她的朋友和教友都告诉她和她的丈夫说，这种使用扁桃苷制剂的治疗方法十分有效，对于晚期癌症患者效果犹佳。《邮报》的这篇文章引用斯维亚的丈夫的原话称：“当地至少有十几个人，都是癌症晚期患者，本来已经被告知预备后事了，但是使用了扁桃苷制剂后，他门不仅都恢复了健康，而且有些人已经可以打网球了。”

　　但是，使用扁桃苷制剂治疗癌症的方法实际上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有些医疗界的专家认为，动物研究已经证实扁桃苷制剂对于癌症并没有什么治疗效果。也正因为如此，美国食品和药品治理局决议限制扁桃苷制剂的使用。但这种限制措施恰恰催生了美墨边境南部诊所的蔓延，其中在提光纳的一家非常闻名的医院一年大概要治疗“2万名来自美国的患者”，斯维亚•多顿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不幸的是，扁桃苷制剂治疗法对她并没有什么效果。

　　扁桃苷制剂只是20世纪70年代众多保健替代产品中的一员。根据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统计，美国人每年花费在补充剂和饮剂的开销多达10亿美元。这些药品无一例外都宣称具有神奇的效果。其中包括泛氨酸，泛氨酸曾一度被夸张地认为是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被发现的维生素，其效果被夸大到几乎无所不能。还有各种各样的蜂蜜营养品，以及其他的补充剂，例如大蒜和锌。

　　同时在科学界内部，各种各样的健康信息越来越多，非凡是有关营养的信息开始层出不穷。1976年，在国会议员乔治•麦肯尔•戈文的召集和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饮食建议报告。报告中建议减少摄入高油脂的动物性食物，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因为水果和蔬菜对预防心脏病有好处。因为这份报告的第一稿将心脏病和膳食联系起来，引起了一片哗然。各方对此报告的反响和争议极大，以致该报告发表之前不得不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在一次私人谈话中，麦肯尔•戈文告诉我，他和其他5位来自农业州的国会议员在1980年的连任竞选中失败，部分的原因就是他们选择了与动物性食物加工业作对，而受到了这些行业组织的抵触。

　　在20世纪70年代的晚期，麦肯尔•戈文的报告终于成功地推动了政府，使后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推出了官方膳食指南。这份膳食指南中所传达的信息和麦肯尔•戈文委员会的报告非常相似。几乎在同时，政府部门内部公开进行了大规模的辩论，辩论食品添加剂是不是安全，还有糖精会不会致癌。

　　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晚期是我职业和人生飞速变化的一个时期。1975年，我结束了在菲律宾的项目，回到康奈尔大学，并接受了该大学授予的终身教授职位。之后，我开始了在美国的科学研究实验。早年我在菲律宾进行黄曲霉毒素与肝癌关系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而后续针对营养素、致癌物质以及癌症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开始吸引全国的注重力。那时，全国只有两三家实验室在进行营养与癌症关系的基础研究，我负责其中一家，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从1978年到1979年，我从康奈尔大学申请了一年的年假，到马里兰贝塞斯达全国营养活动中心工作。组织者是美国联邦试验生物医学联合会，这个协会由6家单独的研究协会联合组成，分别是病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营养学、免疫学和生理学协会。FASEB负责资助该协会的联席年会，最多的时候曾经有2万名科学家参加这个年会。我是其中两个协会——营养学和药理学协会的会员，并且积极参与了美国营养协会的工作。我主要的工作是出任其中一个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按照与食品和药品治理局的合同约定，负责调查营养素补充剂的潜在健康危害。

　　在该委员会任职的同时，我也受邀参加了一个公共事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在FASEB与国会之间进行公共事务协调。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对国会活动施加影响，并且代表我们科学学会的利益与法律政策的制定方进行沟通与协调。我们的主要工作包括：审核各种政策、预算和职务声明，与国会工作人员进行会晤，并且在庄重厉穆的国会会议室里进行各种会议。每次去那里开会，我都有种身处科学决策大本营的感觉。

　　代表营养协会参加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自己必须先明确：究竟应该怎样定义营养学。其实这个问题比你想像的要困难得多，有很多科学家致力于应用营养学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对象主要涉及的是人和社区;我们也有医生致力于分离食物成分，但目的是将此作为药物应用;还有些研究学者，他们所谓营养学的研究对象是分离出来的单细胞和实验室鉴别出来的化学物质;我们甚至还有成员认为营养学研究的重点除了人，还应该包括畜牧业的牲畜。所以，营养学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模糊的，澄清这个概念具有非常要害的意义。普通美国人看待营养学的观点要更为复杂和混乱，消费者经常被各种各样所谓的时尚饮食唬得晕头转向，沉迷于各种营养补充剂的所谓奇效以及各种来源的膳食指导——无论这些建议的出处是营养学书籍，还是政府官员。

　　1979年晚春的一天，我正在机械地重复着日常工作，FASEB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艾利斯给我打来了电话。这位主任的职责是协调国会联络委员会的工作。

　　艾利斯通知我在FASEB内的美国营养研究协会下面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问我对此是否感爱好。

　　“这个协会的名字是公共营养信息委员会。”他告诉我说，该委员会的一项职责是确定哪些营养学建议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且比较可靠，然后将这些建议传达给公众。

　　“当然，”他说，“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将要做的事情，和你以及我们现在在公共事务委员会进行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叠的。”

　　我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同意。

　　“假如你感爱好的话，我愿意让你加入这个委员会，作为公共事务办公室的代表。”他说。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参加这个委员会意味着我有机会去聆听营养学界那些“大师们”的学术观点。而且根据其组织机构来说，这个委员会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公共营养信息的“高等法院”，其可能发挥的一个作用是：识别各种各样营养骗术。

　　大吃一惊

　　新的公共营养信息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在很有威信的国家科学院，一场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国家科学院的院长菲尔•翰德勒先生和科学院内的食品营养委员会正在进行一场公开的激烈辩论。翰德勒先生建议从科学院以外邀请一批知名的专家来具体阐述营养、膳食和癌症的关系，并撰写一份报告。但他的想法让食品营养委员会里的人非常不满，他们想把报告的控制权把握在自己手里。翰德勒的国家科学院使用从国会得到的经费，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研究营养学并撰写一份报告，这令食品营养委员会感到非常不安。

　　在学术界，国家科学院的食品营养研究委员会受肉制品、奶制品以及蛋制品企业的严重影响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该委员会的两位领导——鲍伯•埃尔森和阿尔弗•哈帕与这些行业内的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埃尔森为蛋制品企业提供咨询，收取高额的咨询费。而哈帕则承认，他本人收入的10%来自食品公司，包括为大型奶制品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最终，翰德勒作为国家科学院院长，还是成功地回避了食品营养委员会的干扰，从科学院外请到了专家，组成了一个专家委员会，撰写了1982年版的《膳食、营养和癌症》的研究报告，而我本人恰好就是被邀请撰写报告的13名科学家之一。

　　你肯定能想像得到，哈帕、埃尔森和食品营养研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于丧失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报告的控制权有多么不满。他们知道报告可能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公众对膳食和疾病的观念。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担心所谓传统的美国膳食观念将受到挑战，甚至将被人们认为是可能导致癌症的原因。

　　詹姆斯•S•特纳是国家科学院下属的一个消费者联谊委员会的主席。他对食品营养研究委员会持批评态度，他是这样描述食品营养研究委员会的：“我们只能认定‘食品和营养’委员会被一群墨守成规、保守僵化的科学家所主导，他们关于膳食和疾病关系的观点和立场是不能代表科学界的观点，是自成体系的另外一套理论。”

　　因为不能对这份新的有关膳食、营养与癌症的报告施加任何影响，这些为工业组织代言的科学家不得不通过采取其他应急反应措施，抵消这份报告对行业的影响。他们就很快组建了另一个组织：新的公众营养信息委员会，这个公众信息委员会的主席是谁呢?鲍伯•埃尔森、阿尔弗•哈帕和汤姆•金科斯，后者也是一个长期为食品工业界代言的科学家。这些人都有大学教授的身份。我最早对这个机构的组建目的一无所知。但是我们1980年春天第一次举行会议的时候，我就发现：在18名成员中，我是惟一一个和食品、药物公司以及他们的附属企业没有任何经济利益联系的人。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愿意保持现状，把自己的思想牢牢禁锢于现实之中。他们的职业合作伙伴，他们的朋友，或是与他们有私交的人都是那些食品工业在科学界的代言人，他们不仅自己喜欢多肉的美国膳食，也不屑于考虑自己的观点有错误的可能性。另外，他们当中很多人从中获取了可观的利益，比如免费旅游、头等舱的费用报销，高额的咨询费，这些都是食品公司支付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任何非法之处，但的确暴露了与公共利益的严重冲突。这种利益关联关系将机构内的多数成员置于与公众利益对立的立场之上。

　　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得以暴露和揭示，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情况非常像香烟行业和大众健康的关系。当最早有科学证据证实吸烟威胁健康时，当时大量的健康专家为吸烟行为进行了积极的辩护，例如《美国医学联合会》杂志继续刊登烟草广告，其他很多科学家也为吸烟行为作了坚定的辩护。很多情况下，这些科学家的动机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科学研究的审慎态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吸烟有害健康已被证实为不可辩驳的事实后，仍然为烟草业进行辩护，他们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个人偏见和贪婪。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处在这样一个委员会中，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判定营养学信息的可靠性。可是这个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是食品工业团体在科学界的代言人，而我是惟一一个被选入会但与这些工业团体没有任何瓜葛的人。因为当时我参加该委员会完全是因为FASEB公共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指示。另外，在我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我还没有对标准的美国膳食形成任何支持或者是反对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我当时对推广宣传这种公正、公开的辩论非常感爱好，但是恰恰是这样的动机使我进入了这样的机构，并将我自己置于这个机构的对立立场上。

　　第一次会议

　　1980年4月这个委员会第一次集会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到自己是一只落入虎口的羔羊，尽管我带着很高的期望和一种开放但很幼稚的态度去参加这个会议。我当时认为，究竟很多科学家，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为公司提供过咨询建议，我们在做这些咨询的时候，态度还是客观的，也能够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在我们第一次会议的第二阶段，会议主席汤姆•金科斯递给我一份他手写的、关于委员会宗旨的新闻发布会草稿。除了公布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外，新闻发布稿上还列出了委员会曝光的各种营养骗局。

　　当我快速地扫过这所谓的骗局列表的时候，我非常吃惊地发现1977年麦肯尔•戈文的膳食目标也在此列表上。1976年完成初稿的麦肯尔•戈文报告建议对膳食进行小幅度的调整，减少肉食和脂肪的摄入量，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可能对预防心脏病有好处。但在这份草拟的新闻发布稿上，这个建议报告被认为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局，就像广为批判的扁桃苷制剂和泛氨酸制剂的骗局一样，也就是说调整饮食习惯、摄入更多的水果蔬菜和全谷类食物是个骗局和谎言。难道这个委员会就是靠这样的例子证实他们有能力做仲裁者，确定营养信息的可靠性的吗!

　　我原本对这个会员资格寄予厚望，但是当我看到现实如此的时候还是大吃一惊。其实，我当时对任何一种膳食都没有偏见，但我觉得国家科学院出具的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膳食、营养与癌症》中专家的建议和麦肯尔•戈文报告中的膳食目标是很相似的，只不过是将研究对象从癌症换成了心脏病而已，而我所知的科学研究结果也非常明确地证实，麦肯尔•戈文膳食目标委员会提出的对膳食调整的建议是有道理的。

　　第一次会议时坐在我身旁的是阿尔弗•哈帕。自从我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后我一直都对他非常尊重，他是麻省理工学院食品营养科学系的教务长和教授，在会议开始的时候，当会员间传阅那份手写新闻草稿的时候，我靠近哈帕并指着麦肯尔•戈文的膳食目标，用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对他说：“您看到这个了吗?”

　　哈帕感觉到了我的不安或者说是不信任，很快他便开口说话了。他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口气说：“我们的成员中有非常德高望重的人，可能会对这个列表不完全同意，也许我们应该暂停这次新闻发布会。”与会的成员勉为其难地讨论了一会儿，决定放弃预定的新闻发布会。

　　随着新闻发布会的流产，此次会议也结束了。但是就我来看，这次会议从开始阶段就非常值得怀疑，我这么说还算是好听的。

　　过了两三周我回到纽约时，我打开电视收看早间新闻，汤姆•布洛克出现在了屏幕上，开始和鲍伯•埃尔森还有其他人大谈特谈营养学。他们讨论的主题是一份最近由埃尔森和他的朋友在国家科学院炮制的报告，题目叫作《走向健康的膳食》。这份报告是我见过的国家科学研究院出具的最为简陋、最为肤浅的健康报告。报告中大肆宣扬高脂肪、高比例肉食的美国膳食，而且一口咬定传统的美国膳食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站在科学家的角度上看，其中透露的信息是非常露骨的。我记得其中一个镜头，是汤姆•布洛克问到快餐食品，埃尔森自信地说，麦当劳的汉堡包没有什么问题。专家当着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公开宣扬麦当劳汉堡包的健康价值，难怪消费者会觉得非常困惑。只有一小部分业内专家明白，他的观点和营养科学的正确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第二次会议

　　1981年暮春时节，我们到亚特兰大城开第二届年会。我从上一年的《委员会通讯》中得知，委员会已经预备好了一份非正式的会议议程。议程第一项，我们要确立这样的立场：即营养欺诈正在腐蚀公众对营养科研团体的信心。其次，我们要宣扬这样的观点：支持更多摄入蔬菜和水果、减少肉食和高脂肪摄入，这样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欺诈。第三，我们要把这个委员会发展成为一个永久的常设机构。但直到今天;我们的委员会仍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只发挥了一些咨议委员会的作用。我们应努力使其成为美国永久的、主要的、可靠的营养信息来源。

　　在抵达会场的头几天，委员会会员之一霍华德•阿帕勃姆告诉了我一个正在流传的谣言：“你听说了吗，埃尔森正在重组委员会，你马上就要被踢出局了。”当时埃尔森正在委员会的上级机构——美国营养协会任主席一职，他完全有权这么做。

　　我记得当时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惊异，也没有让我难过。我早知道我是委员会的“害群之马”，第一次年会就有出格的举动，我继续留在委员会任职对谁都没有好处，就似乎沿着尼亚加拉大瀑布溯流回游一样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加入委员会是因为FASEB的公共事务办公室让我来，我的位置也是他们推荐的。

　　我早就觉得委员会第一次年会的气氛挺可疑，但在第二届会议开幕式上，也就是埃尔森可能撤销我的职务之前，我碰到了更可疑的事。当有人提议将这个组织发展成永久性机构时，我是惟一持反对意见的人。我向委员会陈述说：这个委员会及其行为散发着麦卡锡主义的味道，这种行径在科学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大会主席变得非常生气，甚至想对我动手，我决定最好离开这个地方。很明显，我的存在对委员会想要办的每件事都是一种威胁。

　　把经受到的严酷考验和折磨都归罪于来自伯克利大学的新当选的协会主席多利斯•卡拉维教授后，委员会公布解散并重组，这次我成为新主席。幸运的是，这次我说服了委员会的6名成员在一年内解散委员会。所有的不幸都一了百了。

　　对于我来说，留下来做所谓“为荣誉而战”的斗争并不是最佳选择。当时我处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而在科学界内，资深科学家在科研团体内有着非常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势力。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讲，寻求真理并提高公众对现状的关注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我确信，假如我企图在职业生涯早期面对这些挑战，那今天我不会有机会写这本书，因为我不会得到研究资助、发表论文，出书也会艰难得多。

　　此时埃尔森和他的同事也把注重力转移到了别处，一个于1978年新成立的组织“美国健康科学咨询委员会”，总部设在纽约。ACSH是一个自负盈亏的机构，直到今天，它仍自称是一个“向消费者发布食品、营养、化学品、药物、生活方式、环境和健康等相关信息”的机构。这个委员会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的、免税组织”，但根据国家环境信托基金引用《国会公众利益情况季度调查报告》中提供的数据，该机构76%的经费来自各大企业。

　　根据信托委员会调查，ACSH在其报告中公开宣称胆固醇与冠状动脉心脏疾病无关;“食品辐照不受欢迎……并没有科学依据”;“内分泌干扰剂”(如PCBs和二恶英)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糖精并不致癌;减少使用矿物燃料以控制全球变暖是不对的。假如你想从ACSH那里听到对食品工业的批评，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尽管我不否认他们的一些说法有道理，但我严重质疑他们可以为“消费者教育”提供客观信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公共营养信息委员会任职期间，我继续为国家科学院撰写那份有关膳食、营养和癌症的报告，这份报告于1982年6月出版发行。正如之前猜测的那样，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第一份有关膳食和癌症研究的报告，它受到广泛关注，并很快成为国家科学院成立以来检索率最高、受关注程度最高的报告。这份报告确定了膳食预防癌症的明确目标，这些目标与1976年麦肯尔•戈文委员会有关膳食和心脏病报告的十分相似。总的说来，这两份报告都积极倡导多摄入水果蔬菜和全谷食物，同时减少脂肪摄入。但由于我这篇报告的关注重点是癌症而非心脏病，这对大众情绪的煽动尤其明显。其利害关系重大，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癌症引起的恐慌要比心脏病大得多。

　　因为其中涉及的利害关系非常敏感，一些强大的敌人开始浮出水面。不到两周，农业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专门替畜牧业游说国会的团体炮制了另外一份报告，其中总结了56位专家的观点，这些专家很介意我们那篇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对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影响。埃尔森、金科斯、哈帕和与他们有同样想法的那些公共营养信息委员会的成员都参与了CAST报告的撰写。这份报告迅速出版并送到535名国会议员的手中。很明显，CAST对我们这份报告可能对公众产生的影响非常介意。

　　CAST并不是惟一站出来批评我们的报告的。此外，还有美国肉制品研究所、国家熏制食品咨询委员会、全国牧民联合会、全国牲畜业肉制品委员会、全国肉制品联合会、国家奶制品生产企业联合会、国家猪肉产品咨询委员会、国家火鸡肉产品联合会、美国蛋制品生产者联盟……它们都站出来否定我们的报告。我想不出国家火鸡肉产品联合会能在癌症方面有多少研究，但我肯定他们站出来反对我们并不是出于对科学真理的追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在农场长大，在农场学到了人生中最有价值的经验，但我的工作却被诋毁成与农场利益为敌的举动。那么我不禁要问这些大型食品企业的利润来自于哪里呢?都来自对我熟悉的那些农场主的剥削。我经常怀疑华盛顿国会的游说团队真正代表的是哪个团体的利益，是美国传统农业生产者的利益，还是那些动辄以十亿百亿美元计算营业额的食品集团的利益。

　　阿尔弗•哈帕曾在我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寻找第一份教职时给我写过一封强力的推荐信，但他现在给我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私人信件，说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显然，我参与了关于膳食、营养与癌症的报告编写工作，和我在公共营养信息委员会的工作让他忍无可忍了。

　　那是一段非常紧张忙碌的时间，我不得不出席国会听证会，为国家科学院的这份报告进行辩护。此外还要应付《人物》杂志的专访和各种各样的新闻发布会，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

　　美国癌症研究所

　　政府认真地考虑把调整膳食作为控制癌症的一种方法，这似乎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这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而我则有幸成为进行这项开创性研究的一员。我受邀协助一个新的组织——美国癌症研究所，它坐落于弗吉尼亚瀑布教会区。该组织的创立人即是资金募集人，希望可以通过邮寄宣传品的方式来为癌症研究募集大量资金，因为看起来很多人都对除传统手术、放疗、化疗外的治癌方式感爱好。

　　这个崭露头角的组织通过1982年的NAS报告熟悉了我，并邀请我加入，做该机构的高级科学顾问。我鼓励他们把膳食研究作为重点，因为营养与癌症的关系正成为十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当时受到主要资助机构的资助很少。我还非凡提请他们将纯天然食物而不是营养补充剂，作为营养来源进行重点研究，部分原因是这个观点也是NAS报告所倡导的。

　　刚开始和AICR合作时，我面临两个挑战：首先，要使AICR成为公众信赖的机构，以便在公众中宣传信息并募集资金，用于科学研究;其次，需要向公众宣传NAS报告中的建议。因此，我建议通过AICR来推广NAS的建议。国家科学院膳食、营养与癌症项目执行主任舒斯玛•帕尔默医生，麦肯尔•戈文委员会的核心咨询顾问，来自哈佛大学的马克•赫斯特德教授，都愿意和我一起支持AICR的这项工作。同时，AICR主席玛丽琳•詹垂，建议AICR向50000名医生免费邮寄我们的NAS报告。因为这些行动不仅合理、有益，而且也是对公众负责的行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做的宣传工作和公共关系工作目的都是增强公众健康意识。但我们很快发现，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并将膳食与癌症发病的主要原因联系起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很明显，AICR项目击中了某些人的痛处，食品工业、医疗产业、药品产业对我们做出了敌意的反馈。因为当时看来，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努力似乎都在破坏他们的信誉。

　　美国癌症协会变成了一个非凡让人不能接受的恶意中伤者。在他们看来，AICR的存在有两个重大威胁：首先是AICR和它竞争资助来源;另外，AICR致力于将癌症研究的重点转向膳食领域，而美国癌症协会当时还没意识到膳食、营养与癌症的联系。直到90年代早期，膳食预防控制癌症的观点被公众广泛接受后，美国癌症协会才制定出有关的膳食指导建议。美国癌症协会更像一个医学组织，它致力推广放疗、化疗和手术等传统治疗手段。不久以前，美国癌症协会联系了我们在国家科学院的下属委员会，探讨是否能与他们合作并提供一些通过膳食预防、控制癌症的建议。尽管委员会中的一些人以个人身份为美国癌症协会提供了咨询服务，但在委员会的层面上，我们拒绝了他们的建议。美国癌症协会看来已经意识到膳食研究将成为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领域，他们不希望AICR因此成名，而他们自己被甩在后面。

　　经过无数艰难的考验，我对学界内部有这样的阻力的原因有了一个更深的体会。科学家得到的这些资助都是由像米德•约翰逊营养学实验室、LEDERLE实验室、BIOSERVE生物工程公司以及以前的宝洁公司，还有达能营养中心提供的。这些都是食品工业和药物工业的衍生气构，他们代表的是科学界和产业界的一种畸形的联姻。你能相信这些所谓“科学界的朋友”，真正致力于追求科学的真相，而不管结论对他们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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