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形而上者謂之道”思維方式

动之徐生

“形而上”在我國它是與世界上通常哲學中所講的“形而上學”的意思是不一樣的。在我國近代哲學理論中，“形而上”被加上了一個“學”字，就變成了“形而上學”——以固定不變的方式來看待一切事物了。實際上，易學中所講的“形而上”與“形而下”是指我們應站在什麽層次（立場、觀點、位置等）來觀察、分析、研究問題的原則。我們大家都知道：所有超出具體形象、範疇等，帶有普遍性指導意義的理論、公式、公理、法則等，全都是“形而上”的。

比如，力學公式：Ｆ＝MA。它可以指導、判斷任何具體的質量M，加速度A與力Ｆ之間的關係及其大小、比率等。可以說，此公式的內涵性很大——不拘泥於任何一個具體的力、質量和加速度的狀態。

所有“形而下”的具體事（器）物，都是受“形而上”的規律所制約的。因此，要求我們在掌握知識的過程中，首先著重要解決的是掌握一種符合客觀規律的世界觀或思想方法論。在掌握了這種世界觀、方法論的基礎上，靠其指導，我們去認識世界及創造各種具體技術、方法及物質等。

比如∶我們傳統的中醫學。自漢朝到民國之前，所能收集到的中醫書籍就多達５０萬卷以上。如果我們是個“天才”，能從生下來的第一天起，每天讀完一卷（一卷還不一定有多少本呢），一直到我們死，一輩子也讀不完！

那麽，中醫怎麽才能學好呢？

看看我國歷史上各朝代、各時期的中醫書，你就會發現：幾乎每部書都在講“陰陽”、“五行”、“四診”、“八綱”。通過人身上存在的十二條主要經絡就把一個人給統一起來了。不管是男人、女人；老的、少的；漢人、各民族人；中國人、外國人等，都按這些由易理髮展來的中醫哲學原則（按類比、旁通、歸納等）進行診治。這比現代西方把人分成數萬個課題的醫學研究方式，找出其共同、統一性整體規律要容易的多。因此，要學好中醫，首先你得先是個哲學家（因爲哲學是帶有普遍性指導意義的科學。人體科學及醫學又是涉足廣泛領域的邊緣科學）。在這些哲學原則不變的前題下，人、經絡、藥物，藥性、穴位、制藥、診斷、治療等，都按這些原則類比、分類、歸納。只要在不違背這些原則的前題下，可以隨意發揮——怎麽用都可以對人體疾病進行診治。也就是說，要學好中醫，首先不只是以學其具體針對性技術爲目的，而是以學習其思想方法爲根本目的。比如∶在用方藥治療的過程中，同一種病，不同的人用同一種方子可以，用不同的方子也行，都能達到治癒的目的。這也是中醫中“經方派”與“時方派”有很大差異的原因。

“經方派”用的是整體免疫性治療方法——應用性廣泛。

“時方派”則是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個體採用不同的治療方案——針對性較強。

當然，這只是舉個例子說明而已。中醫的其他門派多的是，但都不離“陰陽”、“五行”、“四診”、“八綱”這些基本哲學原則。這些原則都是由易學“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對應統一”規律原則發展來的。

动之徐生

“天有陰陽，時有損益，人事有否泰。上古聖人作《易》，以同患中古。聖人憂患而《易》興。羲之有《易》，總興神農之‘本草’，黃帝之‘素問’。其欲出民憂患一而己。所以《易》之有辭，醫之有方。爲末流防淫之設。而醫之有方，《易》之有辭，爲古之仁民之政。是以醫言損，《易》也言損。‘損’即損也。醫言蠱，《易》也言蠱。蠱即‘蠱’也。醫言感，《易》也言感。‘鹹’即感也。醫言傷，《易》也言傷。‘夷’即傷也。醫言痞，《易》亦言否，‘否’即痞也。醫言矇，《易》亦言蒙。‘蒙’即矇 也。心腎交爲‘既濟’，心腎不交爲‘末濟’。陽傷陰過小（‘小過’），陰傷陽過大（‘大過’）。脈洪之似‘豐’也，脈浮之似‘渙’也，脈細之似‘兌’也，脈澀之似‘節’也。外解之似‘解’也，內補之似‘益’也。治本之似‘複’，治標之似‘夬’也。固精之似‘無妄’也，補中之似‘大畜’也。養安之似‘頤’，似‘需’、似‘漸’也。攻卻之似‘師’、似‘剝’、似‘噬嗑’也。醫心醫身，醫國醫天下一而已矣。”這也就是“醫易相通”原則之所在。

春秋戰國時期的“士大夫”階層，他們除了爲君王出謀劃策之外，多都喜愛琴、棋、書、畫。他們通過這些愛好來提高自己的思維層次。

比如：“畫”中的“寫意畫” 。利用內含性很強的中國式毛筆（筆尖墨濃，筆肚墨淡，利用毛筆對墨汁的吸附性，可掌握其吸附量的多少）、紙（內含陰滲特點），再加上墨汁，簡單的幾筆就能很形象的反映一種意境（這比西式的水彩、水粉、油畫等畫法簡單得多）。同一幅畫，不同的人可以産生不同的感受和聯想。可是，“畫”還離不開靠形象和色彩給人以啓迪的方式。

“書”則以“象形文字”的漢字爲基礎。它把具體事物的形象、特點，簡化成了簡單幾筆就能反映事物形象、特點的漢族文字。即使同一個字，在不同情況下使用或發音不一樣，其表達的意思也不一樣──同樣的一個字可以表達幾個甚至更多的意思。所以，我們中國人，一輩子，一般情況下，能掌握三四千個單字，除了搞文史，考古，詩辭歌賦、戲劇之類的職業，不管幹什麽工作，基本都夠用了。我國很多的俗語、諺語、謁後語、成語、謎語、對聯、詩辭歌賦等，用很少量的一些文字和詞句，就能表達寓意很深刻的哲理。再加之，以傳統的毛筆在渲紙上書寫，利用楷、篆（大篆、小篆）、隸、草（章草、行草、狂草）、甲骨等筆法、技法的融彙運用，簡單的幾筆，字裏行間那種氣勢、意境就都反映出來了。現今電腦時代，人們已經開始發現，漢字的錄入及處理往往比其他的各種文字都簡單、容易、準確，且速度也快。故而有可能在未來的不久，內涵性很大的中國漢字、漢語將成爲新的“世界語”。

當下＂棋”的時候，雙方對壘。一方考慮了幾十分鐘，才走出了關鍵的一步棋。結果險勝對方。在我們直觀感覺上只見到了一個棋字兒在棋盤上一動（很簡單）。可是在下決心走這一步棋的時候，我們的頭腦中卻要考慮幾十乃至幾百步以上棋的結局。可以說，這一步棋的內涵是很大的。這也是我國歷史上很多大政治家，軍事家，文人墨客都喜歡下棋的原因之一——鍛煉自己多方面（內涵很大）的思維能力。

动之徐生

當我們聽音樂的時候，我們基本上沒有什麽直觀感覺了。也用不著瞪著眼睛去觀察，而往往要閉上眼睛來欣賞了。音樂可以根據不同的音符、旋律、不同樂器的演奏等，達到啓迪人們思索的目的。同樣的一首樂曲，不同的人演奏，用不同的樂器或方式、在不同的環境場合下演奏，給人們的感受可以是大不相同的。同一首樂曲，又適合於很多場合下運用，給人們的感覺都是那麽和諧。因此講，音樂的內涵是相當大的——由一種抽象的思維去啓發具體的聯想，並對人類及社會起著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它把複雜多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只用幾個音符的變化，就全表達出來了。這與我們用“陰陽” 、“八卦”等“易簡”表述方法對一切事物進行表述，是何其相似乃而。

由此看來，我國古人“形而上”的追求的目的，是爲了讓我們能掌握一種既簡單明瞭又是高層次，大內涵的思維方式。中國有些古話：“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謙虛謹慎” 以及易學中的“勞謙，君子有終。”等都是這種內涵思想的寫照。因此，我國古人的衣著多是寬大舒適的。這於西方的那些自我暴露性的三點式衣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古書中常有“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而治”之說。這是什麽意思呢？顯然，人類社會中的一切事物，都要經過我們人類自己辛勤地勞動，才能有所成就與改變。只有嚴格進行約束，我們的社會、自然、環境、身心等才能得以安定、平衡與和諧。那怎麽可能不經過任何的努力與做爲，就能達到治理目的的事情發生呢！前一句話實際說的是，我們要掌握一種各種行業都能共通實用的道理。即掌握一種世界觀、方法論。非常主動、自願客觀地而不是唯心強行地去認識、適應、運用這些事物的規律性，就什麽事情都能辦得到。後一句話說的是我們從古到今、祖祖輩輩不管整個社會如何地發展，都應該連續不斷地進行某種信仰（世界觀、方法論）及社會公德的教育。靠這種全社會自覺維護的輿論及信仰的力量，就能將社會治理完善，達到安定（《周易大傳》中有“武夫不弑而治”之說。其道理就是通過運用易學“一闔一辟”的哲理動員全社會的自覺監督力量來治理社會）。

不管什麽社會，什麽主義，都要靠人去完成，去實施。人要完成這些奮鬥目標，就要靠自己具有的才華和德性。人的才華、道德、科學知識、勞動技能等，靠教育才能獲得。所以中國古代傳統特別注重對人的教育與培養。從小，一進學校的大門，學的就是《三字經》、《百家姓》、《名賢集》、《二十四孝》等書。也就是說我們一入學，首先要接受的是思想、道德教育。並且瞭解受教育的意義、責任；瞭解大自然的規律；瞭解自己民族的輝煌歷史、傳統；要尊老愛幼、精忠報國（“禮、義、廉、恥”、“忠、孝、節、義”；“齊家治國平天下”）、顧全大局；學習歷史上民族英雄人物的事蹟等——注重精神上的充實。因爲精神的東西是“形而上”的。

动之徐生

人類對自然社會、事物的影響，是靠人的言行來完成的；而人的言行，是靠頭腦的指揮來實現的；而頭腦是靠其世界觀、方法論來推演的。所以頭腦中的思想方法是否符合科學規律的要求是最重要的。這些世界觀、方法論、思維方式、思想等，全都是精神的──“形而上”的。所以說人不管處在任何環境條件下，人總要有那麽點精神（支柱）才行。

有科學，人類才能有文明。人類只要自覺的運用科學思想，改造事物成功──按事物客觀規律實踐成功，人們就會說你具有道德與文明。就而今現實社會中，從某些意義上講，仍然還是有精神文明（理論指導），才能有物質文明（實踐）。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是不能分割開的。大家都知道事物（形而下之器）是不斷發展的。我們如果追求物質的滿足，那將是永遠不能得以滿足的。故而，其能決定社會是否會安定平衡的心理狀態，也永遠不會平衡。既而，社會永遠不得安寧。如果是追求精神上的充實，就一句話：“人窮志不窮！”他就會，寧願自己餓死、凍死，他也不會去偷、去搶、去殺人。不但如此，還可以激勵自己靠艱苦奮鬥的實際勞動去改變自己的落後面貌，而不會靠一種僥倖的不勞而獲的投機心理去改變自己的處境。這句話可以鼓勵全社會去實幹。“嚴於律已”、“身教勝於言教”。易學大家邵雍所著《黃極經世觀物內篇》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其行；天下將亂，人必尚其言。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其詭譎之風行焉……言之於口，不如行之於身。”正如我們的前輩，複合型專家型的領導幹部張協和先生所說：“蕩除虛誇浮華之惡習，弘揚求真務實之正氣。全國青少年應警惕這一點！代代相傳。”這都是易學與傳統文化“重行”思想的經驗總結。

張協和先生根據自己多年來的工作實踐和親身參加各項科研活動的經驗，他深深體會到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博大精深和世界高科技文化的廣闊前景。本著科學隨文化而進步的信念，對振興中華的偉大事業充滿信心，對培養跨世紀複合型人材提出了殷切希望。1994年他預言：“第三次人類文化大繁榮將主要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當代高科技文化兩者精華的結合。這種有機結合將構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三步戰略目標並成爲人類進步的榜樣時，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也將成爲第三次人類文化大繁榮的旗幟。”願他的遺願能早日成爲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