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易》学研究概论

居易俟命

<  align=center>历代《易》学研究概论<o:p></o:p></P>
< >（第一辑） <o:p></o:p></P>
< >在西周前期，《周易》一书由天子的卜筮之官世守着。由于这门学问由专人掌管，因此，一般人是无缘接触的。<o:p></o:p></P>
<P >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状况好象依然没有改变。最明显的证据是《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象韩宣子那样的人，也只有到了鲁国，才能在“太史氏”那里见到《易象》，可知这书，连晋侯那里都没有，一般人更是见不到了。再如《左传?昭公二十二年》云“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可能陈侯亦无此书。<o:p></o:p></P>
<P >然而，对于《周易》的研究，早在春秋时代，或者更早，恐怕就已有了象《说卦》般专谈卦象的著作。否则，《左传》《国语》所记二十几条筮例，其年代不同，各国有别，而所讲的八卦之象，何以会如此一致？而且，可能也有了类似《彖》《象》《文言》阐释卦义的专著。因为，由《左传?襄公九年》所记穆姜对“元亨利贞”四字的解释看，它与《左传》《国语》其它筮例对此的解释，多有雷同之处。（详见《〈左传〉〈国语〉筮例》）同时，《左传?闵公元年》筮例中所谓“屯，固；比，入”和“坤，安；震，杀”等，文字简约，皆以一字断卦义，很可能出自当时阐述卦义的专著。<o:p></o:p></P>
<P >至战国时代，《周易》的传播范围已有所扩大。?但它流入民间，起码已是春秋末期的事了。?为《周易》经文作传的《彖》《象》《文言》《系辞》等，已在这时写成，因前面已有专文讨论《易大传》的问题，此处即不详述了。这时的读书人，如庄子已说出了“《易》以道阴阳”的话（见《庄子?天下篇》）。荀子则开始引用《周易》经文与发挥传文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非相篇》《大略篇》等），但这时《周易》的学术地位仍然不高。当时一般读书人要学的是《诗》《书》《礼》《乐》，《周易》尚不在其列?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秦统一天下。因为当秦始皇焚书时，被当时儒生所推崇的“圣贤之书”尽皆被毁，“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书?艺文志》语）。<o:p></o:p></P>
<P >这就是说，《周易》在秦统一天下后，仍属“筮卜之事”，没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它才逃过了那场秦火。<o:p></o:p></P>
<P >到了西汉，《周易》却凌驾《诗》《书》《礼》《乐》《春秋》之上，成为“六经之首”。<o:p></o:p></P>
<P >班固誉之谓“大道之原”，而扬雄也说：“六经之大莫如《易》。”于是乎平步青云，为《周易》六十四卦作传注的《彖》《象》《文言》《系辞》等，也被列入经文了。<o:p></o:p></P>
<P >西汉人为什么把《周易》抬到如此高的位置呢？<o:p></o:p></P>
<P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谈谈孔子和《周易》的关系。<o:p></o:p></P>
<P >根据传统说法，被后人称谓“十翼”的《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十篇解释《周易》古经的文字，系孔子所作。这种说法源于《史记》与《汉书》，如《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o:p></o:p></P>
<P >那么，这所谓“十翼”是否出于孔子之手？<o:p></o:p></P>
<P >这个问题首先被宋人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提出来了。<o:p></o:p></P>
<P >他认为自《系辞》、《文言》、《说卦》而下，都不是孔子所作。根据是：“从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o:p></o:p></P>
<P >欧阳修不仅从文字上发现《系辞》、《文言》、《说卦》而下不象孔子手笔，从内容上也发现种种矛盾之处：“《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又据《系辞》：“河出图，洛也书，圣人则之。”又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及到《说卦》却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这样“八卦”共有三出。于是欧阳修说：“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o:p></o:p></P>
<P >他还从《文言》、《系辞》等行文的口气上看出了问题：“‘何谓’‘子曰’，讲师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o:p></o:p></P>
<P >但欧阳修仍相信《彖》《象》为孔子所作。<o:p></o:p></P>
<P >接着，宋人赵汝?在其《周易辑闻》中也疑《说卦》《序卦》《杂卦》是由汉儒窜入，《系辞》多称“子曰”，亦为门人所述，不是孔子之笔。<o:p></o:p></P>
<P >元人王申子在《大易辑说》中亦斥《序卦》非孔子之言。清人崔述于《洙泗考录》中以结实的证据，证明《象》中有的话系引用曾子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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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金?”，《系辞》之“服牛乘马”引作“  牛乘马”，“天地襟苛”引作“天地壹　”。《说卦》之“叁天两地“引作“叁天　地“等等，异文甚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o:p></o:p></P>
< >另外，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亦多引孟《易》古文。如《咸》卦上六爻“咸其辅，颊、舌”，引孟《易》作“咸其辅，侠、舌”，再如《丰》卦之《彖》中“日中则昃”，《释文》引孟《易》作“日中则稷”。《公羊传》亦同，《谷梁传》却作“稷”字。可知春秋时代，“稷”“昃”字通用，由孟喜《易》文使用春秋时代通用字来看，我们把田何传本的相承关系追溯到春秋后期，还是可以立住足的。故《彖》可能写于战国初，而不会太晚。<o:p></o:p></P>
< >据《经典释文&#8226;  序录》说，施仇与梁丘贺之《易》，亡于永嘉之乱。《隋书&#8226;  经籍志》亦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o:p></o:p></P>
<P >独孟喜一家，由于虞翻五世家传孟氏《易》学，故能传至唐。但南北朝时已残缺不全，至唐失散更多，入宋，孟氏《易》全部亡佚。<o:p></o:p></P>
<P >据《汉书&#8226;  艺文志》说，西汉之《易》，除施、孟、梁丘三家之外，另有京氏《易》亦列学官。据《汉书&#8226;  儒林传》说，汉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之《易》皆祖田何，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京房，字君明，本姓李，吹律自定为京氏。受《易》于梁人焦延寿，其学以纳甲、八宫、世应、飞伏、五星四气等妄言灾异。由《汉书&#8226;  艺文志》看，当时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至隋，京氏《易》尚存十种，七十三卷。入唐，就只有五种，二十三卷了。<o:p></o:p></P>
<P >汉人所引者，皆称“京房《易传》”，内容多言灾异之事。其中以《汉书&#8226;  五行志》中徵引最多。而《经典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及《周易集解》（以下简称《集解》）中所引京氏《易》文，与汉人所引言灾异者完全不同。如京房于《复》卦卦辞“朋来无咎”一句，曰“崩来无咎”（见《释文》）《颐》卦初九爻中“观我朵颐”一句，《释文》引京氏《易》作“观我?颐”《坎》卦初六爻之“习坎”一句，《释文》引京氏作“习?”并云“?，险也，陷也”。《集解》引京氏注《否》卦九五爻“系于苞桑”一句，曰：“桑有衣食人之功，圣人亦有天覆地载之德，故为喻。”注《无妄》卦曰：“大旱之年，万物皆死，无所望。”《释文》引京氏注《系辞》之“鼓之以雷霆”一句，曰：“霆者，雷之余气，挺生万物也。”其解皆独俱创见，可《释文》、《集解》所存京氏遗文不多，加在一起不过五十几条，故从这些片言只语中，已难窥京氏《易》文全貌了。<o:p></o:p></P>
<P >当时除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外，民间又有费、高二家之说，据《汉书&#8226;  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元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经同。<o:p></o:p></P>
<P >所谓“费氏经”，即费直所传《易经》。直，字长翁，东莱人。他所传之《易》，在西汉未列学官，是在野派。据《汉书&#8226;  儒林传》说，费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o:p></o:p></P>
<P >其实，据我们初步考证，费氏传《易》亦取象数，故《汉书&#8226;  儒林传》的说法，可能并不全面，关于这点下面还要谈及。<o:p></o:p></P>
<P >费氏所传《易》本，与施、孟、梁丘的今文《周易》不同。据《隋书&#8226;  经籍志》：“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案汉时，经学有今文学与古文学之分。在《易》学方面，费氏所传，为古文《易》，施、孟、梁丘、京氏所传，为今文《易》。<o:p></o:p></P>
<P >费氏所传古文《易》，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后来，经文上今、古文门户之争加剧，费氏古文《易》才应运而起，并被流传下来，下面还要讲到。<o:p></o:p></P>
<P >对《周易》经文与传文的注释，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资料是西汉人的。因此，西汉《易》学在中国《易》学史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孟氏《易》与京氏《易》，对后世影响最大。因孟《易》本于田何，而田何又是汉初唯一的传《易》者，因而孟氏《易》文被后人看作西汉古《易》正宗，又加一直流传至唐，因此造成了很大影响。至于京氏，以其飞伏、纳甲等占筮之术，被后人广为流传，也造成了深远影响。　直接经济损失<o:p></o:p></P>
<P >到了东汉，谶纬迷信盛行，著书多以谶文强合经文。虽然还有过张兴讲梁丘《易》，弟子达万人的盛况（见《后汉书&#8226;  儒林列传&#8226;  张兴传》）。但在西汉盛极一时的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总的说来在东汉已经衰落。只有费氏《易》由马融作传，郑玄作注，荀爽又作传，故费氏《易》在东汉多有传授。<o:p></o:p></P>
<P >比较系统的汉《易》，经过清人辑录，今天只有东汉郑玄、荀爽、虞翻三家较为完备可观。郑玄、荀爽之《易》本于费直，虞翻本于孟喜。<o:p></o:p></P>
<P >作为汉《易》代表，我们介绍一下郑玄、荀爽及虞翻。<o:p></o:p></P>
<P >据《后汉书&#8226;  郑玄传》说，早时郑玄遍注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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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m 0cm 0pt">是“如于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语）。由于《易》学的雪球越滚越大，象数愈演愈繁，最后崩散，势在必然。故西汉人今文之《易》入东汉而衰，东汉古文之《易》入唐而大部分消亡，追究起来，汉人《易》文象数的烦琐零碎，不能不是主要原因之一。<o:p></o:p></P>
< 0cm 0cm 0pt">    正是在此形势之下，王弼之《易》得以脱颖而出。《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微指略例》等，他看到当时汉人讲《易》，依象解辞, 句句都要附会《易》象。而八卦之取象，除《说卦》所载之外，汉人又补充了很多“逸象”，仅就我们所知，即有荀氏九家“逸象”三十一种（见《经典释文》），并被朱熹采入《周易本义》，虞氏五世家传孟氏《易》学，其八卦取象更十倍于荀氏九家之《易》，八卦共有三百三十一种取象，由其中的一些取象看，其义较古，不像虞翻自造。可以想见，汉人当初取象之多，恐怕更倍于虞氏之存。以此烦琐众多的取象，一一比附《易》文而解之，遂置《周易》于绝境了。<o:p></o:p></P>
< 0cm 0cm 0pt">    有鉴于此，王弼注《周易》时，一扫汉人象数之说，主张言《易》最重得“意”，提出了“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新观点。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8226;明象篇》）<o:p></o:p></P>
<P 0cm 0cm 0pt">    在这里，王弼很清楚地说出了他对《易》“象”的认识：“象”，只是用来存“意”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凭借“象”，可以使人得到《周易》的“意思”，即思想内容。在得到了“意”之后，作为该卦的“象”，即得“意”的手段，可以“忘”－－即不必拘泥、执着。为此，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点：“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也就是“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以上所引，皆见《周易略例&#8226;明象》）<o:p></o:p></P>
<P 0cm 0cm 0pt">    所以，王弼这里的“忘象”，并不是不要“象”，而是在得“意”时，人们尽可不必执着于具体的“象”而受其拘泥。他针对汉人解释《周易》经文每一句话，都要一一以具体卦“象”比附的毛病，批判道：“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源，巧愈弥甚。从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王弼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皆因“存象忘意之由也”。在此基础上，他使自己对“象”的认识，又升入一个新的高度：“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同上）<o:p></o:p></P>
<P 0cm 0cm 0pt">    初看，王弼对《易》象的认识，由“尽意莫若象”“故可寻象以观意”到“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似乎前后矛盾。其实，如前所述，王弼所说的“意”，是指他所认识的《周易》六十四卦每卦的思想内容，而“义”，则是同类卦象所内涵精神实质的升华、概括。也就是王弼所说的“义苟在健，何必马乎”？“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的“义”。是对众多同类取象的抽象。对于“义”来说，它既可以用多种同类取象来表达，反过来，这多种同类取象，又可以综合验证这一个“义”，也就是王弼说的“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徵”（同上）。这样，王弼对卦“象”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在求意时，若执着于那些具体的卦“象”，即便是解通了，也不能算是得到了“象”的核心实质，即“从复或值，而义无所取”（同上），只有不执着那些具体的卦“象”（即“忘象”），才能便于紧紧把握同类卦象的核心实质,即“义”。与汉人相比，王弼这种对《易》“象”认识的升华，也给后人对《周易》的附会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为宋人的以“理”说《易》奠定了理论基础。故王弼对《易》象的新认识，虽在批判汉人以琐碎《易》象比附经文上有一定进步意义，却也与《系辞》之“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又有不符。故从“寻象以观意”到“忘象以求意”，王弼把对《周易》六十四卦的注释，还是纳入了他的玄学唯心主义的轨道，并随意以老、庄之意附会六十四卦的经文与传文，将此视作得“义”。尽管如此，他的《周易注》一反汉人琐碎，以简洁的文字注释六十四卦，给《周易》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仍不愧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如他讲《乾》卦九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曰：“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讲《乾》卦九四爻：“或跃在渊，无咎。”曰：“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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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m 0cm 0pt"> 《正义》在对《周易》经文的疏释上，虽以王弼注本为主，但亦往往取汉人《易纬》《子夏传》及其它前人之说，且多有考证。也能发挥王弼注本中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如注《乾》卦“元亨利贞”时，《正义》明确地指出：“物有万象，人有万事，若执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总万有之事。故名有隐显，辞有埙驳，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故《系辞》云‘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韩康伯注云‘不可立定准也’。”这段注文充分表达了王弼注《易》，主张“得意忘象”的积极正确的一面。批判了汉人对《周易》每句经文都要以卦象比附的不妥。同时，它提出了“象”是“比喻”的说法：“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义者，若《乾》之‘潜龙’‘见龙’《坤》之‘履霜坚冰’‘龙战’之属是也。或取万物杂象以明义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马班如’之属是也。如此之类，《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义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贞’之例是也。圣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则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则取人事也。”－－这些见解，在当时都是很可贵的。<o:p></o:p></P>
< 0cm 0cm 0pt">    《正义》也有不足之处，如它虽能兼取前人之说，但又囿于“疏不破注”，时时以王弼注本卫道士的面貌出现，似乎非王弼之说不能立。如《蛊》卦卦辞“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正义》疏曰：“其褚氏、何氏、周氏等并同郑义，以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过自新，故用‘辛’也。甲后三日取丁宁之义，故用‘丁’也。今案辅嗣注‘甲者，创制之令’不云‘创制之日’，又《巽》卦九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辅嗣注‘申命令谓之庚’，辅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谓’，则辅嗣不以甲为创制之日，而诸儒不顾辅嗣注旨，妄作异端，非也。”<o:p></o:p></P>
< 0cm 0cm 0pt">    由这段简短的疏语可以看出：唐初虽由皇帝定下《易》取王弼一家之言，但还有“褚氏、何氏、周氏等并同郑义”。可见汉人郑玄《易》说在当时仍有影响。然而注《易》只要“不顾辅嗣注旨”就要被孔颖达扣上“妄作异端”的帽子，而定为“非也”，似亦使人从另一个面上悟到郑《易》至唐而亡的根本原因。再如《说卦》之“帝出乎震，齐乎巽”一段，韩康伯本来无注文，但孔颖达却将王弼注《益》卦六二爻“王用亨于帝”的话，引来疏释一番，并说“则辅嗣之意以此帝为天帝也”，使人感到极为牵强附会，以致引起后人讥笑。<o:p></o:p></P>
<P 0cm 0cm 0pt">    尽管有此不足，但《正义》作为一部唐人《易》著来看，对研究前人《易》学，特别是魏、晋《易》学，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o:p></o:p></P>
<P 0cm 0cm 0pt">    另有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其卷二为《周易音义》。《释文》虽是注的王弼本，但由《释文叙录》看，晋以前的名家《易》著，当时尚存二十多家，《释文》博采众家之说，可惜引文过于简短，但正是凭了这些简短引文，使《释文》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汉人《易》学的宝贵资料。<o:p></o:p></P>
<P 0cm 0cm 0pt">    作为盛唐来说，当时大多数读书人都归于佛，《易》学无所发。流传至今较有价值的《易》学著作，除《正义》《释文》之外，还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史徵的《周易口诀义》及郭京的《周易举正》等。<o:p></o:p></P>
<P 0cm 0cm 0pt">    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出其价值的，是李鼎祚的《周易集解》。<o:p></o:p></P>
<P 0cm 0cm 0pt">    李鼎祚生平不详，他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完成《周易集解》，集当时所能见到的名家《易》著，自序称该书“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所采用前人者，有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  、张?、向秀、侯果、蜀才……等，共计三十五家之多。今天，我们所以能对汉《易》作出研究，绝大部分得于此书。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评价《周易集解》的价值说：“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o:p></o:p></P>
<P 0cm 0cm 0pt">    汉人之《易》，五代之季已经衰微，至唐则无人问津，幸亏陆德明、李鼎祚在当时所见汉人《易》说中，摘录了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正是唐人对于《易》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了。<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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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cm 0cm 0pt">历代《易》学研究概论 <o:p></o:p></P>
<P 0cm 0cm 0pt">（第五辑）<o:p></o:p></P>
<P 0cm 0cm 0pt">    及至宋代，《周易》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兴旺时期。<o:p></o:p></P>
<P 0cm 0cm 0pt">    宋人治《易》，著作丰富，尤注意“图”“书”之发明。<o:p></o:p></P>
<P 0cm 0cm 0pt">    所谓“图”“书”，主要指“河图”与“洛书”，是当时宋人附会前人《易》注而发明出来的《易》图。这些《易》图又被后人互相附会、发明，愈演愈繁。自宋至清，绵延八百年之久，《易》图据说达到数千种之多，形成宋、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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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cm 0cm 0pt">共四图于下：<o:p></o:p></P>
< 0cm 0cm 0pt">                            <o:p></o:p></P>
< 0cm 0cm 0pt">    如前所述，“河图”、“洛书”虽于《系辞》有载，但宋人这种由五十五个黑白圆圈组成的“河图”（其中黑圆圈三十个，白圆圈二十五个，以黑者为阴，白者为阳，“洛书”同）和四十五个黑白圆圈组成的“洛书”（其中白圆圈二十五个，黑圆圈二十个）则绝无证据证明它们就是《系辞》中所说“圣人则之”的河出之“图”、洛出之“书”。不但先秦无此图，两汉魏晋及唐人说《易》，亦无此图。<o:p></o:p></P>
<P 0cm 0cm 0pt">    然考之“河图”、“洛书”中黑白圆圈的数目及其分布，恐怕也不是宋人闭门凭空臆造之作，而是附会前人《易》注而出。<o:p></o:p></P>
<P 0cm 0cm 0pt">    宋人“河图”中五十五个黑白圆圈的分布，恐怕受启于《系辞》。《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o:p></o:p></P>
<P 0cm 0cm 0pt">    同时，《汉书?律历志》说：“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胜相乘，以生小周。”<o:p></o:p></P>
<P 0cm 0cm 0pt">    《易纬?乾坤凿度》说：“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数，合而成性。天三地八，天七地二，天五地十，天九地四，运五行，先水次木生火，次土及金。木，仁；火，礼；土，信；水，智；金，义。又《万名经》曰：‘水土兼智信，木火兼仁惠，五事天性，训成人伦。’”我们在这不但能见到宋人“河图”所本，而且也知道了西汉人怎么以阴阳五行与仁、义、礼、智、信相匹配。据张惠言《周易郑氏注》卷下引郑玄注《系辞》说：“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虞翻亦有此说。<o:p></o:p></P>
<P 0cm 0cm 0pt">    这些前人的注，特别是郑玄的注文，更使我们看清楚宋人“河图”所本。<o:p></o:p></P>
<P 0cm 0cm 0pt">    而绘成“洛书”的四十五个黑白圆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此图无论纵着横着及斜着数去，其黑白圆圈之合，皆为十五。而且，代表地数的黑圈全在四个角上。《周易本义?图说》总结该图的特点说：“‘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o:p></o:p></P>
<P 0cm 0cm 0pt">    然案之《易纬?乾凿度》：“《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o:p></o:p></P>
<P 0cm 0cm 0pt">    郑玄注上面这段文字说，“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 …… 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亦言无适也。自此而从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天一之宫而反于紫宫，行从坎宫始，终于离宫，数自太一行之    ”。<o:p></o:p></P>
<P 0cm 0cm 0pt">    清人胡渭按八卦方位，参照郑玄这段注文，在其《易图明辨》卷二列图如下：                  <o:p></o:p></P>
<P 0cm 0cm 0pt">巽四<BR> 离九<BR> 坤二<BR> <BR>震三<BR> 中五<BR> 兑七<BR> <BR>艮八<BR> 坎一<BR> 乾六<BR> <o:p></o:p></P>
<P 0cm 0cm 0pt">      胡渭依郑玄注文而作成的此图，明白地向我们揭示出宋人“洛书”四十五个黑白圆圈的出处。所谓“洛书盖取龟象”，无非是“载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是袭《乾凿度》中郑玄这段注文而造出的。<o:p></o:p></P>
<P 0cm 0cm 0pt">    但我们今天所见“河图”、“洛书”，乃朱熹从蔡元定之说，定于《周易本义》卷首的。它们与刘牧当初所传者相反：我们今天所见“河图”，正是刘牧的“洛书”；而现在的“洛书”，却是刘牧当初的“河图”。因为这“图”“书”系陈抟一人所传，故当时即有两说（详见《易学象数论》卷一《‘图’‘书’三》及《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二?‘易’类二》其《易数钩隐图》简介。<o:p></o:p></P>
<P 0cm 0cm 0pt">    按朱熹的说法，这“河图”、“洛书”属于“天地自然之《易》”，此外尚有“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孔子之《易》”（《周易本义?图说》）。这样就出现了“伏羲八卦方位”与“文王八卦方位”的不同。<o:p></o:p></P>
<P 0cm 0cm 0pt">    “伏羲八卦方位图”，实据邵雍的“先天图”，所以又称“先天八卦方位”。其八卦位置为：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

居易俟命

< 0cm 0cm 0pt">于父，敬如君所’。”<o:p></o:p></P>
< 0cm 0cm 0pt">    据《说卦》：乾为君为父。此卦中“离”变为“乾”，与君、父同象。如按“先天八卦方位”，乾为南。若按“后天八卦方位”，则离亦为南。据此，文中“同复于父”，是否寓有“乾舍于离，同而为日”、“乾舍于离，相与同居”的意思？<o:p></o:p></P>
< 0cm 0cm 0pt">    据上所考，笔者以为汉乃至春秋时代的演《易》者，可能存在着一种“乾起坎而终于离，坤起离而终于坎”的八卦运动变化说，所以说宋人“先天八卦”的方位，也不会是他们自己任意编造而出。<o:p></o:p></P>
<P 0cm 0cm 0pt">    以上我们依据前人文献资料，初步探讨考察了宋人的“河图”、“洛书”及“先天八卦方位”。<o:p></o:p></P>
<P 0cm 0cm 0pt">    重要的补充是：一九七七年春，在阜阳县双古堆发掘了西汉汝阴侯墓，在出土文物中，有一面“太乙九宫占盘”，《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八期《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说：“太 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和五行属行（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的刻划则与《河图洛书》完全符合。”由文中第十六而“3．太乙九宫占盘”的详细介绍看，小圆盘过圆心划四条等分线，四条等分线分别由“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  。绕圆心刻“吏”“招”“摇”“也”四个字（连同圆心恰好为五，与“洛书”中间五个白圆圈的分布式样正同）。<o:p></o:p></P>
<P 0cm 0cm 0pt">    由此看来，其图实与“洛书”完全相符（与“河图”并不符）。这就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早在西汉之初，或者更早，就已有了与“洛书”相同的图形。宋人造“洛书”等，就是模拟前人“太乙 九宫占盘”之类的图式而出，也进一步说明了宋人“图”“书”，绝非臆造。清人胡谓之考，是多么确凿！<o:p></o:p></P>
<P 0cm 0cm 0pt">    由宋人出“河图”、“洛书”、“先天八卦方位”等《易》图看，《周易》的研究，在宋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因此，它在当时的思想界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o:p></o:p></P>
<P 0cm 0cm 0pt">    根据今人邱汉生考证，所有著名理学家，如程颐、陆象山、朱熹等，都为《周易》作过传注。由这点看，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七百多年之久的宋、明理学，其源头之一，亦有宋人对《易》理的阐述与发挥。<o:p></o:p></P>
<P 0cm 0cm 0pt">    邱先生认为理学的一些范畴，如“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德”，“仁、义、礼、智、信”，“主静”，“鬼神”，“死生”，“无思”，“无为”，“无欲”，“中”，“顺”等等，有的就出自宋人对《周易》的传注，特别是对《周易》一书所谓“十翼”的传注。<o:p></o:p></P>
<P 0cm 0cm 0pt">    另外，有人认为理学中有“象数学”一派，更可说明理学与《周易》的关系。<o:p></o:p></P>
<P 0cm 0cm 0pt">    细案理学，以“理”讲《易》，是其突出特点。<o:p></o:p></P>
<P 0cm 0cm 0pt">    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以程颐《易传》为例，来看看理学家是怎么以“理”讲《易》的。<o:p></o:p></P>
<P 0cm 0cm 0pt">    程颐，字正叔，洛阳人，学者称伊川先生。早年曾受《易》于周敦颐，晚年著成《易传》一书。<o:p></o:p></P>
<P 0cm 0cm 0pt">    正如王弼把注《周易》当成阐发自己玄学思想的工具一样，程颐也以此作为发挥自己理学思想的工具。<o:p></o:p></P>
<P 0cm 0cm 0pt">    在程氏《易传》中，《周易》的“象”出自“理”，“理”能“遍理天地之道”。<o:p></o:p></P>
<P 0cm 0cm 0pt">    如他注《乾》卦初九爻：“潜龙勿用”说：“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注《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句，说：“事有理，物有形也    有理而后有象，成位乎中也。”<o:p></o:p></P>
<P 0cm 0cm 0pt">    接下去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说：“‘弥’，遍也。‘纶’，理也    ‘弥纶’，遍理也。”<o:p></o:p></P>
<P 0cm 0cm 0pt">    在这里，程颐解“弥纶”为“遍理”，此说显然取自汉人京房。《释文》载京氏注此曰：“弥，遍。纶，知也。”程颐在此偷梁换柱，将西汉人的“知”，改作了他的“理”，并接下去发挥道：“遍理天地之道……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为幽，成象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与物之所以然也。“<o:p></o:p></P>
<P 0cm 0cm 0pt">    在程氏《易传》中，“理”不但是《周易》象数、阴阳的根源，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源。他注《系辞》“生生之谓《易》”说：“老子亦言‘三生万物’，此是‘生生之谓《易》’。理自然如此，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自是理。”<o:p></o:p></P>
<P 0cm 0cm 0pt">    在程颐看来，甚至《周易》作为一部筮书而能占筮，究其原因，也无非是一个“理”字在起作用。他注《系辞》之“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于此”说：“卜筮之能应，祭祝之能享，亦只是一理，蓍龟虽无

居易俟命

< 0cm 0cm 0pt">出，而不是像程颐说的那样，先出乾坤，再由乾坤“变为”六子。同时，他在论述问题时，时有不经考察就妄下断语者，如他说《彖》中“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进而上行’”（同上）。恐怕《彖》中并未像他说的那样“皆云”过，像这种“以柔居五”而实际上并未云“柔进而上行”的例子，在《彖》中时时可见，此处即不一一列举了。<o:p></o:p></P>
< 0cm 0cm 0pt">    总起来看，《易传》这部书尽管写了十几万字，而且对后人影响很大，然而这只能是作为一部理学著作，其于《周易》本身的研究，价值远不如朱熹的《周易本义》。<o:p></o:p></P>
< 0cm 0cm 0pt">    宋人对《易》学研究贡献较大的是朱熹。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亦称晦庵。他最主要的《易》学著作为《周易本义》一书（以下简称《本义》）。<o:p></o:p></P>
<P 0cm 0cm 0pt">    《本义》与《易传》的根本不同，在于朱熹在注《易》中，虽也谈“理”说“气”，但宋人王应麟以为他们的不同，在于“程子言《易》，谓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朱子（《答郑子上问》）以为先见象数，方得说理，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困学纪闻?卷一《易》类》）。<o:p></o:p></P>
<P 0cm 0cm 0pt">    《本义》作为一部注《易》之书，其可贵处也正在于此。<o:p></o:p></P>
<P 0cm 0cm 0pt">    如注《系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句，朱熹针对程颐所谓“天进俱备……感只是自内感”，“此只言人分上事”的说法，明确表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本是说《易》，不是说人”，表现了一个注者的老实态度。<o:p></o:p></P>
<P 0cm 0cm 0pt">    在《周易》经文训释上，《本义》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注《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四字，《集解》引汉人《子夏传》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本义》却解作“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在这里，《本义》解“元”为“大”；“贞”为“正而固”，似与先儒不同，但在解《彖》《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一句时，《本义》又说：“‘大哉’，叹辞，‘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朱熹又给了“元”以“大”与“始”两重意思。接下来解“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一句时，《本义》又说：“始即‘元’也。终，谓‘贞’也。”在此则解“元”为“始”，解“贞”为“终”了。<o:p></o:p></P>
<P 0cm 0cm 0pt">    由于古时字少，一字往往多义。因此，朱熹在训释经文字义时，往往不拘泥一解。尽管他解“元亨利贞”之“元”为“大”，未必正确，但《本义》根据古人一字多义，不强求一解，我们认为在这点上还是可取的。<o:p></o:p></P>
<P 0cm 0cm 0pt">    再如注《彖》《震》“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一句，《本义》曰“或云‘出’即‘  ’字之误，注《节》卦六三爻“不节若，则嗟若，无咎”，《本义》说：“此‘无咎’与诸爻异，言无所归咎也。”注《象》《中孚》“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本义》说：“风感水受，中孚之象。‘议狱缓死’，中孚之义。”像这种颇具新见的例子，在《本义》中很多，此处即不一一列举了。<o:p></o:p></P>
<P 0cm 0cm 0pt">    《本义》在注经中虽有自己的独见，但亦吸收前人之长，如注《丰》卦九三爻“丰其沛”一句，《本义》说：“沛，一作旆，谓幡幔也。”此即取王弼之说。再如《象》《升》“地中生木，升，群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一句，《本义》注曰：“王肃本‘顺’作‘慎’，今按他书，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盖古字通用也。”这中兼取古人之长的例子，在《本义》在时时可见。<o:p></o:p></P>
<P 0cm 0cm 0pt">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本义》在注释《周易》的过程中，对六十四卦卦爻之辞，不明白的就说不明白，对《彖》《象》《系辞》等，有疑问的就提出自己的疑问，如注《明夷》卦六四爻“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本义》曰：“此爻之义未详。”而不像程颐那样“人之手足皆以右为用 ……是左者，隐僻之所也”（《易传?明夷卦》注），作出此等牵强附会的解释。注《震》卦六二爻“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行”，《本义》说：“‘亿’字未详。”并说：“‘九陵’‘七日’之象，则未详耳。”注《困》卦九四爻“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本义》说：“金车为九二，象未详。疑坎有轮象也。”注《小过》卦九四爻“无咎，弗过遇之”一句“未详孰是，当阙以俟知者”，注其《象》时，也说：“爻义未明，此亦当阙。”注《彖》《贲》之“贲亨”一句，《本义》曰：“‘亨’字疑衍。”注《彖》《渐》“渐之进也，女归吉也”一句，曰：“‘之’字疑衍或是‘渐’字。”注《象》《渐》“山上有木，君子以居贤德善俗”说：“二者皆当以‘渐’而进，疑‘贤’字衍。或‘善’下有脱字。”注《未济》卦初爻之《象》“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本义》曰：“‘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叶，恐是‘敬’字，今且阙之。”<o:p></o:p></P>
<P 0cm 0cm 0pt">    在注释《周易》时，《本义》这种“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求实态度，也是

居易俟命

< 0cm 0cm 0pt"> 五 <BR> 四 <BR> 三 <BR> 二 <BR> 一 <BR> 　 <BR> <BR>坤 <BR> 艮 <BR> 坎 <BR> 巽 <BR> 震 <BR> 离 <BR> 兑 <BR> 乾 <BR> 八卦 <BR> <BR>太阴 <BR> 少阳 <BR> 少阳 <BR> 太阳 <BR> 四象 <BR> <BR>    阴 <BR>     阳 <BR> 两仪 <BR> <o:p></o:p></P>
< 0cm 0cm 0pt">　  此图系朱熹接受邵雍之说而立。<o:p></o:p></P>
< 0cm 0cm 0pt">    若按此图，则太极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再由此四象生八经卦。并按邵雍这种成倍增加的办法，在“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中，则于八卦之后再生十六卦，十六卦生三十二卦，由三十二卦生出六十四卦。<o:p></o:p></P>
<P 0cm 0cm 0pt">    这种由八卦生十六卦，十六卦再生三十二卦，三十二卦而生六十四卦之说，纯系邵雍臆造而出，于《周易》经传毫无根据。况且，八卦若经“太极”“两仪”“四象”这样三级才能生成，不知这八卦生成之前，作为“两仪”（阴、阳）和“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又何以能够成立？<o:p></o:p></P>
<P 0cm 0cm 0pt">    清初黄宗羲针对邵雍、朱熹的这种错误认识，在他的《易学象数论》卷一《先天图》中批判了“伏羲八卦次序”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两图的谬误，他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所谓一阴阳者是也。其一阳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奇。其一阴也，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耦；以三百八十四爻为两仪，非以两画为两仪也。”“两仪生四象，所谓老阳、老阴、少阳、少阴是也。乾为老阳，坤为老阴。震、坎、艮为少阳，巽、离、兑为少阴。三奇者，老阳之象；三耦者，老阴之象；八卦，即四象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以象告’此质之经文而无疑也。”<o:p></o:p></P>
<P 0cm 0cm 0pt">    黄宗羲此说，可谓至确！以朱熹之博学严谨，竟有此误，实为憾事。<o:p></o:p></P>
<P 0cm 0cm 0pt">    朱熹在讨论筮法时，否定前人的“过揲”说，另立“挂?”说，我们已经知道,尽管“挂”“过揲”求得的结果一样，但“挂 ”说却不合《系辞》之旨。关于这点，本文在前面讨论占筮时，已经专门述及。<o:p></o:p></P>
<P 0cm 0cm 0pt">    朱熹在经文训释上，亦时有以“理”“气”说《周易》者。<o:p></o:p></P>
<P 0cm 0cm 0pt">    总之，《本义》作为一部有影响的《易》注来说，尽管有这些失误与不足，但总起来看，仍不愧是一部有价值的《易》学著作。<o:p></o:p></P>
<P 0cm 0cm 0pt">    此外，宋人《易》著中较有价值的还有张载《易说》；陈  《了翁易说》；朱震《汉上易传》；郑刚中《周易窥余》；杨万里《诚斋易传》；吕祖谦《古易音训》；魏了翁《周易要义》；赵汝?《周易辑闻》；俞琬《周易集说》及《读易举要》等等，皆对《周易》有独到见解。如张载《易说?下》对《系辞》中“弥纶天地之道”的解释，与程颐截然不同，他说：“此语必夫子所造，弥者，弥缝补缀之义。纶者，往来经营之义……此则归于人事。”“圣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使人知所向避，《易》之义也。”在这里，他提出了《易》义在于“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的说法，反映了他以《易》言人事的思想。张载也不同意孔颖达说《易》即看不见，摸不着的“浑沌”的说法，他说：“作《易》示人，犹天垂象，见吉凶。”“天地变化，圣人作《易》以著效之，故曰‘圣人效之’。”（《易说?下》《系辞》注）他在注“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时，针对韩康伯称“‘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及孔颖达疏语中“无形之幽，有形之明”的说法，张载批判道：“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则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万物相见乎离，非离不相见也。见者由明，而不见，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处。彼异学则皆归之空虚。盖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见一边耳。（同前）”<o:p></o:p></P>
<P 0cm 0cm 0pt">    张载称韩、孔之说为“异学”，针对韩康伯、孔颖达《易》注中的“有必始于‘无’”“有从‘无’出”，张载接着说：“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聚也，安得不谓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o:p></o:p></P>
<P 0cm 0cm 0pt">    面对当时影响很大的韩、孔之说，张载提出了自己“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的观点（《易说?下》《系辞》注），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共同物质实体，这在宋人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o:p></o:p></P>
<P 0cm 0cm 0pt">    再如杨万里《诚斋易传》，多引史事以解《周易》。其实，《周易》本是为人而写，其中很多卦爻辞，如《乾》卦九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坤》卦六四爻：“括囊无咎无誉。”；《需》卦上六爻：“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谦》卦初六爻：“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等等，都是谈的为人处世之道。而当时的人偏偏借以谈“理”谈“心”谈“天道”，歪曲了《周易》本旨，杨万里在自己的书中，重点正之以人事，这在当时也是极可贵的。<o:p></o:p></P>
<P 0cm 0cm 0pt">    宋人《易

居易俟命

< 0cm 0cm 0pt"> 因此，“图”“书”之说，对于阐释《周易》原旨，实无重大价值。<o:p></o:p></P>
< 0cm 0cm 0pt">  <o:p></o:p></P>
< 0cm 0cm 0pt">  <o:p></o:p></P>
<P 0cm 0cm 0pt">历代《易》学研究概论 <o:p></o:p></P>
<P 0cm 0cm 0pt">（第六辑）<o:p></o:p></P>
<P 0cm 0cm 0pt">　<o:p></o:p></P>
<P 0cm 0cm 0pt">      入元，大多数人在宋《易》的基础上，或发挥“图”“书”，或谈“性”“理”，由《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四》的介绍来看，其中立论扎实有见解者，如黄泽撰《易学滥觞》，他评价前人说《易》，认为王弼全废象数，结果入于玄虚，汉儒全依象数，结果失于繁碎。他主张解《易》应先明象，至于占法，应以《左传》所载筮例为根本。黄氏立论平正，其说皆有根据，特别对《周易》古义，多有发明。<o:p></o:p></P>
<P 0cm 0cm 0pt">    再如王申子撰《大易缉说》，其解释经文重视《易》象，并考证《序卦》非孔子所作，毅然不予注释。<o:p></o:p></P>
<P 0cm 0cm 0pt">    当时，因“图”“书”之学在元人《易》学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钱义方作《周易图说》，详论宋人所造《易》图，指出：“图”“书”之出，是因《周易》而造《易》图，绝不是因“图”“书”而出《周易》，批判了宋人所谓“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的说法，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但他自己又立二十七副《易》图，无非因旧图出新图，反使自己陷入新的《易》图，这些新图，在《周易》研究方面没有任何价值。<o:p></o:p></P>
<P 0cm 0cm 0pt">    宋人之后，公然反驳陈抟之说者，为元人陈应润。他撰《周易爻变义蕴》，指出：先天诸图，掺杂《参同契》炉火之说，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根本不是《周易》本旨。他认为八卦方位只能以《说卦》为准。周敦颐之“无极”、“太极”、“二气”、“五行”等等，只是一家之言，不能据此而解《易》。陈氏在当时正崇信宋人“图”“书”之学时，指斥“先天八卦”等《易》图不可信，也是极为难得的。<o:p></o:p></P>
<P 0cm 0cm 0pt">    入明，胡广“奉敕”撰《周易大全》，并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本，当时儒生皆世守此书。<o:p></o:p></P>
<P 0cm 0cm 0pt">    《周易大全》采用程颐《易传》与朱熹《本义》二家注本。又由胡广抄录其它宋人《易》本而成。如董楷的《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的《周易会通》、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及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等。而这些《易》本，也全系对程、朱二本的疏释而已。因此，这就决定了明人遵从宋人之《易》，所见偏陋的特点。<o:p></o:p></P>
<P 0cm 0cm 0pt">    故二百余年间，明代有独到见解的《易》学著作不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来知德的《周易集注》。<o:p></o:p></P>
<P 0cm 0cm 0pt">    来知德，字矣鲜，他以二十九年的心血，撰成《周易集注》一书。来氏据《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的说法，又参考《序卦》之旨，以论《周易》取象，在《周易集注》独创“卦综”“卦错”诸说。<o:p></o:p></P>
<P 0cm 0cm 0pt">    所谓“卦综”，人们又称“反易”，即两卦的卦画互相颠倒而成者。如《随》卦之“综”为《蛊》卦，反之，《蛊》卦之“综”即为《随》卦。<o:p></o:p></P>
<P 0cm 0cm 0pt">    再如《屯》卦之“综”为《蒙》卦，而《蒙》卦之“综”为《屯》卦；《需》卦之“综”为《讼》卦。反之，《讼》卦之“综”为《需》卦等（详见《关于‘易’象》）。<o:p></o:p></P>
<P 0cm 0cm 0pt">    卦综之说，其实是对《彖》的引申发挥。如《彖》《随》“《随》，刚来而下柔”，而《彖》《蛊》则曰”《蛊》，刚上而柔下”。<o:p></o:p></P>
<P 0cm 0cm 0pt">    《彖》以“刚”“柔”的“上”与“下”，说明着《随》卦与《蛊》卦卦画的这种互相颠倒变化。<o:p></o:p></P>
<P 0cm 0cm 0pt">    所谓“卦错”，即指两卦卦画完全相反者，来氏之“卦错”，亦即汉人之“旁通”，如《乾》卦与《坤》卦相“错”，《同人》卦与《师》卦相“错”。<o:p></o:p></P>
<P 0cm 0cm 0pt">    来氏论“卦错”有四正“错”，四隅“错”，论“卦综”有四正“综”，四隅“综”。有的卦以正“综”隅，有的卦以隅“综”正。六十四卦之间复杂的“错”“综”之旨，皆由来氏自己苦思而出。其说虽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处，但在提示今本《周易》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及其卦体之间的变化关系上，不无启发意义，确有发汉、宋人所未发者，故当时被人誉为“绝学”。<o:p></o:p></P>
<P 0cm 0cm 0pt">    但因来氏在《周易集注》序言中自视过高，致被清人讥为“夜郎自大”。<o:p></o:p></P>
<P 0cm 0cm 0pt">    其它明人言《易》之书，如黄道周的《易象正》、何楷的《古周易订诂》及张次仲《周易玩辞困学记》等，说《易》皆有根基。<o:p></o:p></P>
<P 0cm 0cm 0pt">    但总起来看，明代二百余年间，其于《易》学的研究，大部分人者是跟在宋人后面，或绘《易》图，或借《易》说“理”。特别是万历以后，又将心学杂入，甚至佛家禅偈皆可释《易》，《易》图绘至千计，卦爻辞

居易俟命

< 0cm 0cm 0pt">这样更便于统治。<o:p></o:p></P>
< 0cm 0cm 0pt">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种自称“综括汉唐以来诸说之全而取其粹”的作品（《周述义》序言），是如何注释《周易》经文的。如《周易述义》注《屯》卦卦辞“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说“内震外坎，动而遇险，故为《屯》，中互艮坤，震阳始，坤顺之，故‘元亨’，坎润下，艮止之，故‘贞’也。坤为众，震帅之，故‘有攸往’，遇艮而止，故曰‘勿用’。初得民，故为‘侯’，五与同德，故‘建’之也。多难之世，安民为先，必以仁心达为仁政，因民所宜而静养之。慎勿急功好大，兴役行师。……”<o:p></o:p></P>
< 0cm 0cm 0pt">    这段注文先以卦象“内震外坎，动而遇险”讲解《屯》卦卦体。接着用汉人“互体“之说，以为《屯》卦的六二爻至六四爻互体得坤，六三爻至九五爻互体成艮，故称“中互艮坤”，加以内卦为震，六二爻至六四爻互体得坤，故称“震阳始，坤顺之，故‘元亨’”其外卦为坎，坎为水。六三爻至九五多互体成艮，故谓“坎润下，艮止之，故‘贞’也”。既互体得坤，据《说卦》，坤为“众”，内卦为震，震为长子。《师》卦六五爻中有“长子帅师”之语。故曰“坤为众，震帅之”，但六三爻至九五爻互体为艮，艮为止，故称“遇艮而止”，《屯》卦初九爻爻辞 中有“利居贞，利建侯”之语，故说“得民，故为‘侯’”。在这一卦体中，除了初九爻为阳爻外，九五爻亦为阳爻，故称“五与同德，故‘建’之也”－－很清楚，以上这种以卦象一一比附 卦辞的方式，完全承袭了汉人之说，而接下来的“多难之世，安民为先，必以仁心达为仁政……”云云，则显然是宋人注《易》的口吻了。<o:p></o:p></P>
<P 0cm 0cm 0pt">    这种将汉宋《易》掺杂揉合在一起的作法，经过康、乾两代的提倡，使汉《易》在复萌之后，终于立定了脚跟。并形成清人《易》学研究中，汉宋诸家之《易》百家争鸣，长期并存的局面。成为历代《易》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o:p></o:p></P>
<P 0cm 0cm 0pt">    纵观清代二百余年，《易》学研究人才辈出，著作极丰。我们仅据《清史稿．艺文志》的记载统计，当时清人解《易》之书就有一百五十余家，达一千七百多卷。但真正构成清人治《易》特色的，我们认为还是清儒对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些著名《易》学家谈《易》之文的辑录、整理和考证。特别是对汉《易》的校勘和辑录，更成为清代《易》学家的突出贡献。<o:p></o:p></P>
<P 0cm 0cm 0pt">    顺治、康熙之后，由于文字狱的压制，读书人多埋头于古籍的辑录、考据和训诂，尤其是乾隆之后，随着《四库全书》的修成，古书大出，在《易》学研究上，持汉《易》者更是占了上风。<o:p></o:p></P>
<P 0cm 0cm 0pt">    当初最早专门辑录汉《易》佚文，为宋人王应麟，他刻意搜求当时郑玄《易》遗文，辑成《周易郑康成注》一卷。清人惠栋继承其业，增补遗漏，著《增补周易郑注》一卷、《周易郑注爻辰图》一卷。然而惠氏最著名的著作，当推他的《易汉学》。此书共八卷，其中辑孟喜《易》两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两卷，郑玄《易》一卷，荀爽《易》一卷，最后一卷是惠栋据汉《易》而辨宋人“图”“书”。这是一部系统介绍汉《易》各大家概貌的著作，当时对汉《易》的训释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o:p></o:p></P>
<P 0cm 0cm 0pt">    另外，惠栋的《周易述》以讲述汉人虞翻之《易》为主，而参考郑玄、荀爽、干宝诸家《易》说，在融会汉及魏晋各家之说的基础上，自行注疏。目录虽称四十卷，但实际只有二十卷。其中二十一卷为经文训释，另外两卷为“易微言”，系抄录各家之说。可惜是一部未完之作。<o:p></o:p></P>
<P 0cm 0cm 0pt">    另一位清人张惠言于惠栋之后，对前人《易》说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辑录和整理，他辑《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两卷，《虞氏易礼》两卷，《虞氏易事》两卷，《虞氏易言》两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变表》两卷，《周易郑氏注》两卷，《周荀氏九家义》一卷，《易图条辨》一卷，《易纬略义》三卷，《易义别录》十四卷。其中《易义别录》中辑孟喜《易》一卷，姚信《易》一卷，翟子玄《易》一卷，蜀才《易》一卷，京房《易》一卷，陆绩《易》一卷，干宝《易》两卷，马融《易》一卷，宋衷、刘景升《易》一卷，王肃《易》一卷，董遇《易》一卷，王  、刘  《易》一卷，子夏《易》一卷。<o:p></o:p></P>
<P 0cm 0cm 0pt">    张氏分卷辑录了两汉及魏晋南北朝多数名家《易》文，对于所引《易》文，皆注明出处，有的还作了考证和疏释，使过去散载于各典籍的古《易》，系统明白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对于后人研究古《易》，提供了极大便利。<o:p></o:p></P>
<P 0cm 0cm 0pt">    张氏所辑各家《易》文，尤以汉人虞翻之《易》最为详备可观。张惠言此作，是清人继惠栋之后，对汉《易》作的最全面的发掘与整理，故清人阮元认为张惠言之举，使两汉《易》学，特别是虞氏之《易》“自仲翔以来，绵绵延延千四百余载，至今日而昭然复明，呜呼，可谓盛矣”（张惠言《周易虞氏义》阮元序言）！<o:p></o:p></P>
<P 0cm 0cm 0pt">   

居易俟命

< 0cm 0cm 0pt">来还是可取的，对我们今天的《易》学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o:p></o:p></P>
< 0cm 0cm 0pt">    如《总目．经部．易类一》对两千年《易》学研究之  端进行总结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编纂者认为：“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o:p></o:p></P>
< 0cm 0cm 0pt">    编纂者对所收各书进行简介评价时，往往能切中该书有价值的部分，并兼及该书真伪的鉴别、考证。如《总目．经部．易类三》在介绍宋人朱元升之《三易备遗》时，对宋人《易》著中“先天”“后天”“中天”之名作了考证：“然干宝《周礼》注称，伏羲之《易》，小成为先天，神农之《易》，中成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为后天。则中天实亦古名，非新义也。”评价宋人俞琬《读易举要》时，说：“史  谓《革》居四十九，应大衍之数，故云‘天地革而四时成’，《节》居六十而甲子一周，故云‘天地节而四时成’皆以偶合之见，窥见圣人作《易》之意，琬顾取之，则殊非本旨。”（同前）在对元宝巴《易》著进行简介时，指出：“序文鄙陋，尤不类读书人语，盖方技家传有是书，与宝巴佚书其名偶合，明人喜作伪本，遂撰宝巴序文以影射之。”（《总目．经部．易类四》）<o:p></o:p></P>
<P 0cm 0cm 0pt">    对明人胡广“奉敕”之作《周易大全》进行简介时，编纂者沉痛地总结说：“且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录存其书，见有明儒者之经学，其初之不敢放轶者，由于此，其后之不免固陋者，亦由于此    然古注疏终不可废也，是当明盛时，识者已忧其  矣，观于是编，未始非千古得失之林也。”（《易》类五）<o:p></o:p></P>
<P 0cm 0cm 0pt">    在对清人王心敬所撰《丰川易说》的简介中，编者认为：“《易》是道人事之书，阴阳消长，只是借来作影子耳。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于阴阳消长处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若徒泥阴阳消长，而无得于切己之人事，亦属捕风捉影。”“若《易》不关象，不知义于何取？不属卜筮，不知设蓍何为？”“大抵汉唐之《易》，祗成训诂，宋明之《易》，多簸弄聪明。训诂非《易》而《易》在，聪明乱《易》而《易》亡。”这些话，清楚地道出了《总目．易》类编者的学术观点。<o:p></o:p></P>
<P 0cm 0cm 0pt">    因当时实际不持编纂《四库全书》的为纪昀，参与“经部”编纂的的戴震。纪、戴都是当时知名学者，且全主汉学，故汉《易》在《总目．易》类中受到高度重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而对持宋《易》者，则不时寻机予以讥讽。如《总目．经部．易类二》在介绍程颐《易传》时，说：“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盖古人著书，务抒所见而止，不妨各明一义，守门户之见者，必坚护师说，尺寸不容逾越，亦异乎先儒之本旨矣！”又如《总目．经部．易类三》介绍《东谷易翼传》时，也说：“朱子解经，于程子亦多所改定，盖圣贤精义俞阐愈深，沈潜先儒之说，其有合者疏通之，其未合于心者，别抒所见以发明之，于先儒仍为在功，是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言，徒为门户之见也。”再如《总目．经部．易类四》在介绍《周易程朱传义折衷》时，评价此书：“其书虽以宋学为宗，而兼及于象数、变互，尚颇存古义，非竟暖暖姝守一先生之言也。”<o:p></o:p></P>
<P 0cm 0cm 0pt">    象这样的例子，在《总目．易类》中很多。《总目》中《易》类的编纂者持有扬汉抑宋的学术观点，所以，在对宋人《易》著的评价中，往往有批评过于刻薄而论据并不充足的情况。如宋人林光世撰《水村易镜》，“大旨据《系辞》之语，谓诸儒诂《易》，独遗仰观俯察之义。因居海上，测验天文，悟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八宫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遂以星配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一》）。对此，编纂者评价道：“所列星图，穿凿附会，自古说《易》之家，未有纰缪至此者。夫庖羲仰观天文，亦揆其盈虚消息之运耳，何尝准列宿画卦哉！”并挖苦道：“后永丰陈图作《周易起元》，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谓之‘察于地理’，充乎其类，殆不至以‘  兽’配卦不止矣！”<o:p></o:p></P>
<P 0cm 0cm 0pt">    当然，林光世以为“八宫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并“穿凿附会”以“星图”－－这些确有“纰缪”之处，然而并不足怪。自古以来“测候派”是人们解《易》的一大派，附会星象以解《易》，前人有之，今人亦有。但若说：“庖羲仰观天文，亦揆其盈虚消息之运耳，何尝准列宿画卦哉！”似嫌论据不足。<o:p></o:p></P>
<P 0cm 0cm 0pt">    案之《系辞》原文：“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曾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通观这段文意，其“观象于天”之旨，似非仅仅指“揆其盈虚消息”，恐怕确有“准列宿画卦”之意，由下文“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就可以看出《周易》

隐者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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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jun6900

真是一門極為高深的學問阿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此一學問
在下要好好研究一番

sun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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